苏州，是失意者的花园。中国当代人文氛围不浓烈，在于得意者太多，失意者太少。失意，诗意也。
感谢这些苏州失意者，让我们拥有了诗意的中国人文园林。
我在苏州的游记发表出来后，有读者和我讨论这段话，讨论苏州园林的营造者们都是避世隐退的失败者吗？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在生活美学的世界里，只有消极逃避的意义吗？甚至有茶人问，年轻人花费漫长的时间泡茶学茶，是浪费时间，丢掉进步的机会吗？
我们何其“聪明”的“愚笨”，又是何其“有效率”的“低效”。对生活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往往不值一提。在倡导“美好生活”的新时代，我们应有新的觉悟。
借着台湾佛光山的一轮明月，再和诸君阐释我对中国文人山水情怀与园林理想的浅见。
司马迁说，写《史记》的最大使命就是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这是中国文人对于时空永恒的追问与思考。中国人的宇宙天地观与西方不同，强调融合一体，而不是物我分离。强调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。中国哲学认为宇宙天地是一个有机整体，人和自然宇宙的关系彼此依存、和谐相感。
《中庸》说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，就说明天道与人道相通，由此教化众生。这样的天人观念对中国人的衣食住行、文学艺术产生了无穷的影响。中华传统生活美学也就藉由山石草木、江河湖泊，在画家、文人的笔下，洋溢着丰盛的生机，流动着无限的情感。 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天地观念，使山水草木在中国人的心中，有了生命、有了性情。
然而，仅仅局限在山水与人性的对应上，那么儒家的个人修养，便纯粹是为个人的了，显得私人而避世了。中国的儒家总是最积极的思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，而儒家的至高理想，恰恰落在“公”上。关于公与私之间的修为转化与价值次第，在弘益大学堂茶师课程中，我常引用《大学》中一段话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…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”
根据《大学》中这段千古名言的说法，个人私下的一切行为，都是为了将来治国平天下做准备，也就是说，私是为了公。原本单纯的对山水的游赏，必然会与个人修养发生联系，并进而被赋予更重大的意义。所以北宋范仲淹的名文《岳阳楼记》并不是为了欣赏“春和景明”和“浊浪排空”的景象，而是借景言志，引申出中国文人阶层的终极理想——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此文的流传千古，正是将山水之美，与个人修养联系起来，进而赋予其“天下”的意义。
儒家经典《大学》所说，“外王”要以“内圣”即个人的自我修养为基础，没有“内圣”，何谈“外王”？ 中国的园林文化，从本质上固然是出于对山水的审美，但却依然是中国文人在生活美学范畴对私与公，进与退、出世与入世间的全面融汇与角色转换。
正因为如此，中国的园林审美，丝毫不消极，而是积极面对生活的赞美，是在诗意的栖居间积极审视生命的心路历程。借在园林风景中，不忘儒家内圣外王的教育使命，以传承家族；拥抱佛学重现人类真如自性的根本追求，以审视生死；放情道家天地大美万物合一的协美境界，以承载性情。中国园林的理想，何其大哉!
这样一群君子士人，绝不是一群简单的“失意”者。或许他们只是失掉了对于庸碌人生的注意力，而从没有失掉对生活本意的逼问与追寻。如姑苏造园者这样的“失意”者，如果多一些，对当下社会的意义，将是积极的。
我们需要这样的态度，需要这样的生活。
我号召茶人们常到这样的空间中行茶，感受千百年来这群“失意”者对生命与生活的积极思考。
李乐骏
戊戌年春，记于高雄佛光山三好楼
